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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宇:把文學還給文學,也許收獲能更多

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最具潛力新人

班宇

1986年生,沈陽人,小說作品見于《收獲》《當代》《十月》《上海文學》《作家》《山花》《小說界》等刊。小說《逍遙游》入選“2018收獲文學排行榜”,并獲短篇小說類榜首。有小說集《冬泳》出版。

「授獎辭」

班宇以寫作無限逼近的所在,是俗世,是卑微者的心,是真情或假意的往來,是希望與絕望之間的困頓,是人生的熱烈、寒涼、沉重、輕盈、滑稽、苦澀熔于一爐之后的蓬勃世界,是試著和自己說話的溫柔聲音。出版于二〇一八年度的小說集《冬泳》,細節生猛,語言迅疾,在地方性的聲口里,反諷仿佛幽默的變種,亮光潛藏成痛苦的底色,在生活巨大的轟鳴聲中小心翼翼表達的悲憫,是一種存在的寂靜。繁花似錦又慘淡無比,活力四射又奄奄一息,時代的悖論成就了一個小說家的犀利,也守護了那些渺小人群的命運。

「獲獎感言」

對于寫作這一領域來說,我也許算不上新人,我的第一篇文章正式發表于十二年前,大概五千字,在一本音樂雜志上,寫的是一支美國的朋克樂隊,當時癡迷于音樂,每天聽十幾個小時,無法自拔,寫作時,亦有音符相伴,內心常懷壯烈與激蕩,有許多情緒想要訴說。隨后這種感情逐漸式微,被主題與現實不斷砍削,所剩無幾,我很懷念最初的那段時光。

直至2016年,我開始寫小說,重又將此拾回。在寫作過程里,我逐漸確認,經歷過的許多時刻,也許是為了落筆的那一瞬間而存在,這種感覺十分美妙。美妙過后,也有愧疚,常在深夜里,質問自己,該如何去面對那些陷落于空白之處的人與事物。怎么回答都不完整,像在躲閃,唯有繼續依靠寫作,不斷去校正,盡管始終無法命中靶心。

獎項也是一次校正的坐標,或者說一陣清脆的鈴聲,催促著我,休息時間已經結束,是時候端正姿勢,坐回到課堂里。然而這次卻沒有老師與同學,空空蕩蕩的教室內,只剩下我一個人,與彌漫在午后光線里的灰塵進行搏擊。它們是無數的影子,也可以凝為一面鏡子,我在其中尋找歷史與人的蹤跡,錯綜復雜,但又無比迷戀。寫小說也是尋找的一部分,更像是在跟自己對話,試著去反抗或者說服,在一個聲音越來越稀少的世界里。

在我的小說里,故事多發生在北方,有貧乏與黯淡,也有怯懦與謙卑,但無一例外,星星照耀著這里所有的人。喬治·西爾泰什有一句詩,他說:我乘坐的列車長如黑夜,長如記憶。那么我想,我的這些小說,或許可以認為是其中一節車廂,滿載著哀愁而堅忍的過客,映在星光之下,轟鳴著向前駛去。

獲得“最具潛力新人獎”,與諸多優秀的前輩共同站在臺上,對我而言,更多是一種鞭策與激勵,我將力爭不去辜負。所謂新舊,也許是時間上的概念。而在文學上,對我自己來講,更愿意認為,每完成一篇小說,都要重新站到起跑線上,面對一個新的空白頁,心懷無限憧憬,想著應該如何開啟下一段旅程,人與作品有時就是這樣相遇的。我愿意成為這樣一個永遠的新人,為下一次的沖刺做足熱身。

南都:你是如何開始寫小說的?

班宇:2016年之前,我基本是在媒體發表音樂評論,從初中時代開始,對國內非主流音樂有了一點關注,迷戀其姿態與內涵(今天也許要說,我當時所迷戀的,一部分實則出于美好的想象),受其鼓舞,所以后來開始逐漸試著用文字去梳理這些情感與背后的社會意義。

我一直寫了大概十年,后來有些疲憊,我覺得透過當代流行音樂文化,已經沒辦法很好地涵蓋我想探討的命題,所以就換一種體裁,開始寫小說。最初是參加豆瓣閱讀的征文大賽,寫了一組小說,即小說集里的《工人村》,獲得當年的首獎。第二年的頒獎典禮上,我跟大家說,這個小說本來是想寫成《俗世奇人》或者《米格爾街》,后來發現達不到那種舉重若輕的程度,就放棄了,任其自由生長。

后來想想,也不完全是這樣,我寫完這幾篇后,回顧了一下我們的社會進程和文學史,發現每座城市、每個區域,幾乎都有一條“米格爾街”、奇人奇觀層出不窮,誰都能講幾個這樣的故事,年輕的奈保爾成為街道居民委員會標配,于是就有點沮喪,因為我覺得我寫的這幾篇,家長里短,也算不上出奇,所以我想,如果再寫下去的話,得脫離類型的束縛,試試能不能寫點別的東西。然后就一路寫了下去,開始在文學期刊上漸漸發表。

南都:在短篇小說集《冬泳》里,有《盤錦豹子》的孫旭庭、《空中道路》的李承杰、《冬泳》的“我”……你的小說似乎總是聚焦工廠工人,為什么?所書寫的工人階層背后有怎樣的核心命題?

班宇:原因也許是,我對工人這一群體非常熟悉,這些形象出自我的父輩,或者他們的朋友。他們的部分青春與改革開放進程關系密切,所以其命運或許可以成為時代的一種注腳。以及,我對工廠天然有些好感,在我看來,那些巨型機械設備有著無與倫比的悲壯與美,它們的銹跡也像是另一種傷痕,為時間與人所不斷刻寫。但與此同時,我也覺得這個樣本不太豐富,所以也有一些其他寫法和主題的嘗試。工人階層也談不上,坦白說,在我的小說里,虛構成分居多,并非是要借此控訴或者發泄,相比社會命題,我其實更愿意對小說本質進行一些探尋,包括語言與敘述技巧等等,把文學還給文學,也許收獲能更多一些。

我不認為小說僅具備還原現實的功能,如伊格爾頓所說:將“逼真”作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手段,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,莎士比亞的考狄利亞、彌爾頓的撒旦,以及狄更斯的費根之所以如此令人著迷,恰恰是因為我們在沃爾瑪見不到這樣的人。

南都:為什么要將目光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?那個時代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?

班宇:對我而言,對當下事物總是缺乏把握,覺得過于紛亂,無從應對,更沒辦法去講清楚,人在其中,很多感受極其微妙。但對于過去的時代,仿佛總歸可以有一點可憐的發言權,那么就試著去講幾句,用以清理自我的秩序,成為登樓去梯的孤軍。那個年代對我來說,更近乎于一種訴說的介質、一種鏡像,而非實際存在,或者說,我是在假托于此,進行一種更為自我的表述。

南都:小說中你大量使用東北方言,為文本賦予了地域標志性。為什么選擇用方言寫作?

班宇:方言我認為也許具有一種消解功能。它所對抗的是漢語內嵌的莊重與悲壯之感,使之不再具有懺悔功能,輔之以變形的聲調,進而形成一種提喻;更簡單來說,這些方言的背后既有地域的歷史,也有人與思想的遷移與結合,是一種頗為復雜的裝置,在大語境之下,可以展現出另一種面貌。地域這個標簽,我個人覺得沒那么重要,文學如同晶體,有著許多面向,地域僅是其中一種。作家與其作品的關系復雜,在東北也可以不去描述東北,轉而以更先鋒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討其他命題。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,東北的故事也沒有那么獨特,很多時候,它也可以發生在西北或者南方,好的小說里探討命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,不太會為地域所限制。

南都:接下來你會在小說上做哪些探索?在寫作技巧方面,你覺得自己還有什么可以精進和進步的地方?

班宇:我在寫作東北題材相關作品的同時,其實也有一些不同的嘗試,主要是在寫法方面,或許更復雜一些,與現代主義作品更為相似。這樣的寫作,雖然談不上新穎,但對我來說,也很享受,會讓自己思考得更多一些。所以在接下來的一些作品里,也許會更偏先鋒一點。我覺得先鋒寫作是一道必經的功課,如果不經由這條道路,我們也許難以確定自我的寫作坐標。在寫作技巧方面,我覺得每個作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,所以我不太會將這一部分作為研習的重點,但我覺得為每個文本找到妥當的敘述方式是一項重要工程,不可或缺。

南都:有你心目中最想寫出來的理想小說嗎?

班宇:托馬斯·曼的《魔山》,三島由紀夫的《豐饒之海》,這是我心中小說的兩座高峰,我覺得我迄今尚未觸及一分一毫。

南都:在以小說家出道并獲得關注之后,你的生活有了哪些變化?對身為小說家的未來道路,你有何期許和愿景?

班宇:參與的各類活動多了一些,認識了不少作者朋友,在此之前,我在文學方面跟人聊得很少,基本上是自己閱讀,也過得不錯。生活上來講,變化其實不大,基本還維持著之前的狀態。寫作方面,我對自己的要求不高,盡量寫出幾篇還能看的小說,如果不行,或者說在未來的某一天,喪失了表述的沖動,也許就暫停一段時間,人不止寫作這一條道路可以去完成自我。我很警惕寫作淪為一種空轉的狀態。

南都:會有全職寫作的想法嗎?

班宇:寫作這個詞語,對我來說,更像是一種狀態,或者屬性,與社會身份關系不大,談不上是否全職。無論從事什么職業,寫作者永遠都會是一位寫作者,這是為數不多的瀕于永恒的事物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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